“甘肃难民”的身份如同一层悲情的铠甲，暂时挡住了楚天挥向贾玉振出身的利剑。

街头的议论、报章上隐晦的同情，都让楚天感到一阵憋闷。

他像一头撞在铁板上的饿狼，龇着牙，喘着粗气，寻找着下一个可以下口的弱点。

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这口终于被他咬了下去。

不再是内部会议上的指控，而是直接刊发在由其控制的《正气日报》头版的“重磅文章”，标题触目惊心：《剥开“文豪”画皮：贾玉振通匪铁证如山！》

文章不再纠缠于虚无缥缈的出身，而是罗列了“确凿”的罪状：

其一，其文风思想，与“陕北某方面”宣传口径“高度契合”，《明日食单》蛊惑人心，《血色百年》危言耸听，实为“为匪张目”。

其二，其身边聚集之人员，如已“失踪”之林伯庸、行踪诡秘之杨秀芹，皆为“匪谍嫌疑”，贾玉振与之“过从甚密”，岂是巧合？

其三，其所谓“希望基金”，账目虽看似清楚，但资金流向中，是否有隐秘渠道流向“匪区”？其工坊模式，是否在模仿“匪区”之经济政策？

其四，有“可靠消息”称，贾玉振曾与“八路军驻渝办事处”人员“秘密接触”，接受其“指示”。

文章最后，以一副痛心疾首又义正辞严的口吻呼吁：“此等包藏祸心、通匪叛国之徒，岂容其继续盘踞我陪都，妖言惑众？望当局速速将其缉拿，彻查严办，以正视听，以安民心！”

这已不是暗箭，而是明晃晃的屠刀，直接扣上了最致命的政治帽子。“通匪”，在这个年代，是足以瞬间摧毁一切、永世不得翻身的重罪。

报纸像带着瘟疫的传单，迅速在重庆传播开来。气氛骤然冻结。

阿四第一个冲进阁楼，手里攥着那份报纸，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：“先生！他们…他们…”

张万财几乎是同时跑来的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账本：“污蔑！赤裸裸的污蔑！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有记录，绝无此事！”